中山大学开设博雅学院，试水“通识教改”引发激烈争论。据报道，自开学以来，对于这个在招生简章中明言“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学院，外界一直存在强烈质疑（10月8日《广州日报》）。网上更是一边倒地充斥着反对的声音，有网友甚至讥刺说：“大学教育黔驴技穷了，就像国足一样，只能靠折腾来引人关注了，很好笑啊！” 

　　反对的声音为什么如此强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和博雅学院院长甘阳高调宣称要培养“精英”有关。殊不知，“精英”在今日中国，早已不再是一个“好词”，而是专指那些在老百姓看来不食人间烟火，一味为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外国利益辩护的“学家”、“专家”的词汇了。但实际上，甘阳已经在他的许多文章或专著中专门表述过了，他所谓的精英，并不是指那些西装革履，手执“文明棍”，满口“叽里咕噜”的假洋鬼子，自然也不是那些脑满肠肥，挥金如土的暴发户，更不是那些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向上爬的“禄蠹”，而是那些能够认同、传承并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的社会中坚。当然，甘阳也并不拒绝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博雅学院的学生要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并阅读大量西方文明典籍就是证明——这也是甘阳和“国学家”们的一个根本区别。 

　　理清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明白，中山大学和甘阳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对这些年来大学教育“折腾”的继续，而对“折腾”的一种纠偏——使大学回归到培养社会精英的正途，使大学毕业生能够成为坚守社会核心价值，传承人类文明的中坚力量。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受过良好通识教育的学生像水，善于“处低”，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器皿；而只接受专业教育的学生，就像一个水杯，倘若不能用来盛水，则就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废物了。实际上，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大学，一向都是高度重视通识教育的，有的大学甚至把通识教育做为四年大学的全部课程，而甘阳这次之所以“试水”通识教育，正是他长期研究西方大学教育的一个结果。 

　　重视“通识教育”，这很可能是中国大学教育真正“与国际接轨”（姑且让我用用这个词）的开始，也是中国创建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开始，中山大学和甘阳做为第一个吃螃蟹者，理应得到社会以及舆论的宽容与尊重。              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