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贤武
乾隆《潮州府志·坊表》:“科甲济美坊,在大街。为赠知县陈志谟,子进士陈元勋、举人陈元烈,孙举人陈邦基、邦奎、邦埈建。”
明末澄海澄城沟下池陈氏崇文重教,诗礼传家,尤以第八世陈元勋家族以科举世家、一门孝友而名播潮州府。据顺治《潮州府志》:陈元勋,号砺谦,明嘉靖四十二年(1562)四月十二生。父志谟,以子元烈赠万安知县。元勋于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初授大理寺司理,改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教授,二十五年任浙江乡试同考官,升国子监助教,转户部清吏司主事。在任剔弊厘奸,肃清户政,在能吏声。以病告假归里休养,万历二十八年卒于家(1600),入祀乡贤祠;弟元烈,号学谦,万历二十八年举人,三十六年授江西万安知县,转户部主事,以清操著;子邦基,字士厚,万历二十八年第五名举人;次子邦奎,字士文,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广东南海教谕,崇祯九年(1636)为贵州乡试同考官,十四年擢湖北蕲州知州,以病归;邦埈,字士振,元烈子,天启七年(1627)举人,清顺治十年(1653)助总兵郝尚久反清复明,兵败以身殉节;守钥,邦埈子,清康熙二年(1663)举人,授广东新会教谕;守钦,邦基子,明崇祯八年(1635)拔贡;守镔,邦奎子,崇祯间恩贡。一门三代一进士六举人二贡生,传为佳话。坊主府县志均有传,不赘。
科甲济美坊在今潮州市区太平路图训巷口北侧。坊字北镌“孝友垂芳”。
坊匾左镌“钦差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带管盐/法巡抚广东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门人商周祚”,右镌“潮州府知府李栻,海阳县知县黄文焕,澄海县知县冯明玠。崇祯元年戊辰长至月吉立”。长至:指夏至。
科甲:汉唐取士,有甲乙等科,后世因称科举为“科甲”,而明清时亦称进士、举人出身为“科甲”。济美:谓在以前的基础上使美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孝友:事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垂芳:留下芳香,比喻流传美名。
忠、孝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古代,有一点非常清楚:一个“士”,当你要报效国家的时候,首先你必须得先把家的关系处理好,即指忠于国君,孝于父母,是古人看重的两条最高道德标准,所谓“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在古人的思维里,家、国一样大,因为一个人只有孝于家,才有可能忠于国。一旦父母有什么意外的话,你就不适合再担任国家的职务,因为你的心情已经坏掉了,你必须首先要处理好家庭的事,所以古人要“服忧三年”。“孝子之门,忠义存焉”,这是儒家的观点,亦是历代推崇孝道的原因。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孝,从老省,从子,子承孝也。”这是孝字的本意,大意是说,做儿子善事父母,谓之孝。这也是天下至理,但将此理发扬光大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则是中国人的创造。中国历史传统社会机制的核心是封建有序等级机制,孔子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序等级的思想,(《论语·颜渊》)它要求君主像父亲一样合理地分配资源,以实现社会公平与合理,当政者必须同时也是“家长”。这个思想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体现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既要合理,又要合情。君与臣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制度确定的,是理性的、不可变化的;同时君与臣之间还要合情,体现出父子之间的关系,因为父子之间不应当互相为敌。二是体现了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父要慈,子才能孝;与此同理,君臣关系也是君要仁,臣才能忠,所以《礼记·礼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子不独子其子。”明代理学家陈白沙说得更直白:“君与亲一也。在亲为亲,在君为君,世宁有笃于亲而遗其君者乎?”“故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望云图诗序》)
康熙《澄海县志·人物·孝友·陈元烈传》:“三世共产,不为分箸,当道颜其庐曰‘一门孝友’。”子邦埈、孙守钥“俱以文品著。”“陈邦奎传”:“性至孝,事继母如其母”,“百口共烟,门庭雍穆(和睦),当事表其门曰‘孝友’。”“陈元勋传”:“公孝友端毅,乡评无间(无间断)。”“陈邦基传”:“庚子与季父元烈同举于乡,邦基第五。未抵家,闻父讣,哀毁奔归,如不欲生。闭户著述,有《古帝王绎》《孝经绎》《孔子世家绎》诸书,藏于家。卒后与父叔并祀乡贤。”今其澄海城南故宅虽已湮没无踪,但巷名孝友巷仍在。清代名臣曾国藩尝言:“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唐浩明著《唐浩明点评曾国藩语录》,2017年青岛出版社。)一个“孝”字可说是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是当今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忽视的道德力量。
坊建于明崇祯元年(1628),由两广总督商周祚等倡建。商字明兼,号等轩,浙江会稽人,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二十九年进士。陈元勋曾任应天府教授,万历二十五年“丁酉聘浙江同考,大冢宰商公周祚(冢宰:周官名,为六卿之首。后亦指吏部尚书。商氏于崇祯十一年任吏部尚书。)其及门也。”(康熙《澄海县志·人物·儒行》)然是科岂仅出了商周祚一个名臣而已,查乾隆《浙江通志》,是科中90名举人,后成进士35名,较著尚有崇祯朝内阁首辅温体仁,理学家刘宗周,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会元、状元杨守勋。另考《明实录·熹宗实录》、民国《潮州志》,商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是在天启五年(1625)五月,六年十二月改南京刑部尚书;李栻任潮州知府是天启四年(1624)至七年,黄文焕、冯明玠任知县亦均在天启年间(下一任时间则俱在崇祯元年),诸官员任职时间与建坊时间相差是一至三年,这或许建坊系“壮丽者费数百金,工巧者修三两岁敛(聚集)”(明·吕坤《去伪斋集》卷一《摘陈边计民艰疏》)吧?
据府县志记载,昔日在太平路建牌坊之文臣武将坊(科甲功名坊除外)共有32座,基本来自海阳各乡镇及澄海(5座)、饶平(2座)、揭阳(2座)、潮阳(1座)等潮州府所属各县名贤,而他们来府城立坊除表彰自家德政、科第、功勋外,更重要是成了宣示家族已迁居入潮城的标识物,如明代翁万达之郑厝巷翁公行辕、翁厝巷宅第,唐伯元之羊玉巷府邸及城西醉经楼,黄琮、黄锦堂兄弟之城北城南宅第园林区,林熙春城南石埕林府邸区,清代林炳星侍卫巷宅第等,几无在城内土生土长的坊主。而从府属县看,以海澄饶揭四县为多,主要还是地相邻易亲近。创建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上海潮州会馆是由潮属各县分三帮组成的,其中海澄饶三县为一帮;建于清代嘉庆十一年(1806年)兴宁两海会馆(又称潮州会馆),则是由海阳、澄海两县商绅捐资兴建的,于此可见一斑。至于潮阳林大春之“两浙文宗”坊能在城建坊,也因应明万历间知府郭子章之邀来潮城小住而立。
“孝友垂芳”坊坊主之一陈元烈为明赠尚书林熙春女婿,其中举任职后即迁居潮城,所以他的儿子陈邦埈在明天启中举时已入海阳籍(见顺治《潮州府志·科名部》)。而在潮城义井巷14号故宅今仍保存完好,有460多平方米,后门直通相邻的灶巷,历代屡有重修。隔壁12号为陈氏祠堂,堂号“克昌堂”,民国时期曾创办为私立克昌小学,1959年为太平幼儿园使用,1991年由侨胞捐资,改建成四层楼房,以改善教学环境。2001年停业。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补编·古迹志·坊表》记载,“孝友垂芳”坊于1924年为潮州善后处长洪兆麟拓宽太平路时拆毁。坊额今存放于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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