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至26日,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在暨南大学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潮州文化研究与传播”,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潮州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新时代潮州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创新。现将与会部分专家学者精彩发言摘编,敬请垂注。
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
潮州文化不仅具有独特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带有源远流长的中原民俗传统,体现出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交汇融合的特性,影响深远,誉播海内外。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张知干:
举办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这是新时代新征程社科专家学者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落地落实的有力体现,是潮州文化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愈发蓬勃兴盛的生动写照。
推动包括潮州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寄予厚望的大事,也是我们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潮州文化虽然源起潮州,但影响力传播力早已跨越一地一域,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意义。推动潮州文化与时俱进焕发时代光彩,也绝非一地一域之事、一行一业之责。只有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才能合奏一曲文脉传承的盛世华章。我们坚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潮州文化,必定迎来更加繁荣兴盛的春天,必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
潮商具有革命性与先进性、精于经营、讲求诚信、团结重义、心怀家国、赤胆忠心等精神及文化特质,在我国革命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与事迹。在新时代,海内外潮商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心系家国民族大义、敢为人先、无私奉献、忠诚勇敢等,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特有的品性和举世瞩目的商业成就,展现当代潮商特有的风采。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夏泉:
传承传播潮州文化,正是在海内外传承传播优秀中华文化的极佳切入点和工作抓手,也和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的宗旨高度契合。
通过本次大会,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潮州文化不仅是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古老文化,又是生命力极为旺盛的当代文化,而使古老文化永葆青春的关键,一方面是在传承和研究基础上不断探索与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在不断交流中获得新的生长点。我们欣喜地发现,在潮学领域中,资深的专家学者们依旧在不断地发现新材料、提炼出新课题,而后起之秀的研究也日臻成熟,独当一面。这充分说明,潮州文化的未来远大而光明。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平原:
“我希望再过三十年,我们的‘潮学’也能有类似的总结报告——不仅为学界提供丰厚的文献整理、精细的田野考察,以及众多专深的研究著作,而且能‘建立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
期待达到三个小目标:第一,让潮学在全国学界有能见度;第二,让暨南大学潮学研究在广东以及潮汕地区被认可;第三,让潮学对青年学者具吸引力,因而具备可持续性。
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
潮州文化因传承了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传统,在民间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保留了仪式感,这种仪式感是保护、传播潮州文化的重要因素。中华传统文化要更好地传播出去,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恢复仪式感是十分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韩山师范学院原校长、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林伦伦:
暨南大学的名称源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大意是面向广阔的南洋,将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播于五洲四海。而“潮之州,大海在其南”。这次在广东省社科联的指导下,举办了一场主题明确、特色鲜明、水平高端的学术会议,正是落实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积极举措,为广东省的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次会议的嘉宾和专家学者来自广东、江苏、北京、江西、湖南、新疆、内蒙古各省市和香港的高校、科研单位和管理单位,会议收到论文100多篇,作者有年过花甲、积学富才的资深学者,也有刚过而立之年、不惑之年、崭露头角的后生才俊。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呈现出潮学研究“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可喜气象。会议分论坛上学者们纷纷发表高见,讨论热烈,既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也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真知灼见,闪烁光辉。
韩山师范学院副校长黄景忠:
潮州文化是中华民族中以潮汕方言为母语的一个民系的文化,这个民系有三四千万人口,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海外具有较大的经济文化政治影响力,因此对潮州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创新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有社会意义。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高级研究员郑炜明:
饶宗颐先生是潮州学的倡议者,其研究植根于传统学术,自己渊博的学问也是早年就从研究潮州的地方性知识开始的,然后逐步深入跟扩展出来的。饶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他说从潮州出发可以远至域外,就是说潮州学不只局限于潮州,跟潮州有关的题目也可以延伸到海外。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总纂《潮州志》时起,便开始运用日后成为中国学术界主流的现代化研究方法与写作范式,同时又结合了清儒的治学传统,以新的视野开拓出多个新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兼潮学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陈海忠:
通过对晚清潮海关(Swatow Customs)统计数据的分析,可见韩江流域经济社会结构及其在近代经济国内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中的位置、作用。比如,1865-1900年,潮州海关关税收入占全国关税收入比例在3.6%-7.2%之间。
数据可见,近代潮州文化形成有其坚实的经济基础、市场网络,并受到江南文化、南洋文化的强大影响。还有,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规模化形成应该是1900年代。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詹双晖:
地处闽粤两省四县(饶平大埔诏安平和)边界“国角省尾之邑,四嶂僻壤之乡”的潮州饶北部山区,千百年来生活着一群言语习俗亦客亦潮的半山客小民系。饶北半山客聚族而居,客家土楼是其典型的传统民居,明清时期他们建起了三百多座各式各样的客家土楼,一座土楼就是一个村落,土楼人家是其最具民系特征的IP。他们认定自己是中原望族的后裔,始终铭记祖训,不忘原乡故土,并通过族谱、宗祠等宗族文化建设以及文化习俗等事项使到这种河洛文化情结在各姓氏宗族中代代相传。他们始终推崇并保持耕读传家的儒家文化传统,不仅礼乐道德文章昌盛,而且儒学才俊代有人出,有的宗族村落因科举人才辈出而成为书香望族。从北宋到晚清,从荒山野岭到土楼人家,从多姓氏村落演变为单一宗族村落,从外来移民衍变为饶邑望族。石龙楼、八角楼、上楼、馀日楼、赤棠楼、中央楼、棠厦楼、新彩楼、仁和楼、和饶楼、畚枝楼、泰熙楼、溪背楼—— 一座座饱含岁月沧桑的土楼,诉说着土楼人家的繁衍生息、艰苦创业;八角九进士里的听捷楼、新彩楼、畚枝楼、泰熙楼,更是成为“耕读传家”“家弦户诵”“彬彬盛治”的教化楷模;詹氏族人口口相传的河洛故国,葬俗中的“过黄河”与“捡骨葬”,以及“做灯”与“砍井”等习俗,生动而典型地体现着岭南客家文化的河洛情结。
暨南大学副教授郑焕钊:
作为中华文化和岭南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内涵和体系,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提升潮州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塑造城市的文化形象,推动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文化产业都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文化的共同性与利益的差异性,潮汕三市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重复性建设与恶性竞争的情形,而区域协同与产业协作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极大地制约区域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提升潮汕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亟待从协同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以构建利益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此,一方面需要以区域协同发展的视域为潮汕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确立整体视野,建立发展定位与协同机制;另一方面,需要以创意联动、跨界融合的视域为潮汕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形成协同路径与发展模式。
潮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原主席杨锡铭:
泰国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之一。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发挥泰华各界作用至关重要。泰华社会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潮州文化影响深厚。泰国学者哇拉塞·玛哈塔诺本曾经指出:20世纪初“潮州人大多聚居在曼谷……而当年的曼谷省正处在领导暹逻走向全面君主专制的集权大改革时期,当时该省的文化变更来势迅猛与明显,当然其中包括以潮州为‘主角’的海外华人文化。”曼谷王朝建都,也即是曼谷王朝建立初期,华人文化对暹逻从一开始就产生互动关系。当我们看到华人社区在中国各个节日里举行各种典礼,尤其当我们把眼光缩小一些,看到华人在伦理上的各种表现,看到华人社会与众不同地在孝道方面的各种表现,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事实上,直至今天,中华文化的影响在泰国社会中仍显而易见,特别是在以潮州人为主体的华侨华人中更为突出。
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李炳炎:
在海禁、朝贡、私商的背景下,潮州窑业从沿江地区逐渐向山区发展,生产青瓷、青花瓷。为满足海外市场需求,潮州窑不断变革求新,产品工艺上大多是借鉴国内各大名窑的技法,与东南沿海的其他外销窑场具有同一特征。并且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不断创新,产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中大埔、饶平、惠来等地窑场的青白釉瓷、仿龙泉釉瓷及青花瓷生产技术逐渐成熟。总之,明代的潮州陶瓷业在海外市场需求的作用下,通过国内陶瓷产区技术的传播与当地传统陶瓷技术的融合生产出青瓷、青花瓷产品,承上启下,既延续了前朝的窑火,又为清代及近代潮州窑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海外出土出水的瓷器中,景德镇风格的产品占大部分,而潮州陶瓷风格又与其仿佛,正如清人《砚山斋杂记》所云“广东窑出潮州府,其器类与饶器类”。对明代潮州青瓷、青花瓷工艺特征及海禁时期陶瓷贸易的研究,为讨论、判定国内外出水出土的陶瓷产品,如印尼万历号、南澳I号、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等明代沉船遗址出水的瓷器是否有产自潮州提供参考;为潮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和重要参与地区提供有力的实物资料;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复兴提供更多的历史依据。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秘书长林枫林:
香港潮属社团历史悠久,为数众多,分属不同类别。不同属性的社团各自代表某一阶层或某一圈层潮籍乡亲的利益。香港潮属各社团具有社会服务功能、慈善救济功能,以及争取和维护潮人族群权益功能,是香港社会重要的力量。纵观香港潮属社团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是紧随国家和香港的社会发展进行调整的。这一现象背后的支撑力,是潮籍人士在香港地区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潮团领袖秉承锐意进取的优良传统作风。而最深层次的逻辑,是潮人勤劳奋进、敢为人先、乐于拼搏的族群个性的生动写照。潮人无论去到哪里发展,总能在当地开辟自己的一番天地,不止于独善其身,而是在事业有一定发展后,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编辑 翁纯 责任编辑 庞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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