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潮州隐士谢承佑及其“和陶诗”

□ 谢昭良

谢承佑，字德顺，明代海阳人。在潮州志乘上，他藉藉无名。在潮汕《谢氏宗谱》中，也只记载他的号“復初”。他的5卷诗作《復初山人和陶集》（下称《和陶集》），在饶锷先生的《潮州艺文志》上也没有出现过。

他生于“南门外谢”的“官二代”家庭。可是，他没有像乃祖乃父一样，奔波于乡试殿试，以博取金榜题名。他也没像他的高祖“布衣乡贤”谢纪一样，“孝友起家，乐义好施”，名垂青史。让人意料之外的是， 这位潮州隐士，却以《復初山人和陶集》夺得明人“和陶诗”的冠军。他也是明人敬虚子《小稳书》中记载的海阳隐士，以安贫乐道著名。

一

晋代陶渊明以不与官场陋习同流合污的高尚气节和淡泊人生的魅力，受到历代文人的尊崇，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人多以仿陶、拟陶、和陶诗作纪念他，追随他。

宋代文豪苏轼早年推崇李、杜的诗。可是跌宕起伏的人生，使他晚年对陶诗情有独钟，大量赓和陶诗。他一生写了“和陶诗”120多首，开启了文学史上真正意义的“和陶诗”新旅程。继苏轼之后，运用和陶诗之韵这种创作形式者众多，出现了大量“和陶诗”作品。

据专家研究，宋代以拟陶、和陶、集陶的诗文作家至少有73家。金元时代在诗歌题目中明确“和陶”的有30家。明代写过仿陶、和淘诗、集陶、律陶的作家至少有168家。其留存20首以上作品的至少有26家。“谢承佑有《復初山人和陶集》5卷，131首”，“周履靖有《五柳赓歌》4卷129首”（李剑锋、石红英《周履清与明代和陶诗文》刊于《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四期） 。据笔者查阅，谢承佑的《和陶集》，其1至4卷为诗集，共有诗63组共185首，第5卷是3篇辞赋。仅就其“和陶诗”的数量，可称明代冠军。

这个冠军，是谢承佑和他同时代的人不可能知道的。也许谢承佑只能记得，那年，明代嘉靖21（1542）年。他不经意地做了一件事。

当时谢承佑25岁。他谢绝社交，宣布“闭关”，专心编辑近年所写的“和陶”诗文。初冬的一天，诗集编成了。他携带书稿，从南门街入城，经大街直上金山顶，寻访好友盛若树。

盛若树是当朝高官盛端明之孙，嘉靖10年举人，居金山钟阳洞静读。面对“不约而造”的谢承佑，盛若树感到意外。询问他，“有什么事吗？”。谢承佑默然片刻，递上了编好的诗卷。

​盛若树读了起来，爱不释手。读到第二卷的《仕隐道和形影神三首》，感慨道：我知道你的志向了。于是欣然命笔为这本诗集写序。

书稿在谢承佑的门人和同道中传阅。学生卢彦读之如获至宝，于是“序而锓之”。这年冬天《復初山人和陶集》终于在海阳问世了。

“斯集一出，山人名蒲天下”。第二年这本诗集已流传到留都金陵（南京）。时居江都（扬州）的钱良佐读了诗集，把谢承佑引为知己。恰好当年夏天，谢承佑北上远游，两人相遇。他们对坐通宵，交谈甚欢，“许以生死之交”。当年冬天，钱良佐“惜夫和陶集独刻于海阳，恨吾省之未沾泽也，故谋梓金陵与尚友之士共焉”。

这本金陵的重刻本，受到广泛关注，公私藏书楼都有收藏。据《中国善本书提要》载，《復初山人和陶集》5卷，前北平图书馆藏嘉靖（癸卯）重刻本。重刻本被保存了下来，近年国家图书馆的电子版对社会开放。

这，不但使今天的研究者发现了明代写“和陶诗”最多的人是谢承佑，而且被潮州文友下载传播，回归初版地。让我们依稀可见谢承佑从庠生到隐士的奇特人生。

二

谢承佑生于明正德12（1517）年前后。他的祖父谢湖曾任广西布政司右参政。父亲谢良介当时正在府学苦读，备考乡试。

高祖养心公谢纪有七个儿子，子孙蕃衍。祖父谢湖是二房子孙，又过继给高祖的大兄，家族中称“二房公”，也称“大房大”。谢湖是养心公嫡系子孙中第一位考中“进士”的，其后代在宗族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谢家祖居郡城“南门外”，俗称“城皮乡”。这里有闹市店肆，也有江流田陌，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混杂而居，生活环境没有城内北贵、南富，东财，西丁那样等级森严，还多了不少天然野趣，生活更接地气。

就像家族的众多子弟一样。谢承估从小就进入家族的义塾发蒙。这所义塾，是高祖养心公创办的。是潮州地方志乘上有记载的第一所义塾。因为地方社学条件很差，老人家去世之前写了《创义塾记》，把家塾升级为义学。制订了办学规矩，还留了一笔田租作为办学基金。义学向社会开放，郡南子弟可以免费入学。同窗之中，也多有其他人家孩子。

稍长，谢承佑又“以贤宦后裔送郡庠弟子员”。府学是地方的最高学府，培养未来官员的学堂，读的不外《四书》、《五经》，八股文写作也是主要内容。谢承佑童真未泯，对这些兴趣不大。幸得府学以自学为主，自由度较大。他随心所爱地读书。“因感其闲旷之操”，喜欢上了陶渊明的诗（《和陶集》“和归田园居六首”序）。

读书做官，金榜题名。是父亲谢良介，也是整个家族梦魅以求的希望。虽然郡南谢氏先祖都布衣出身，但到了养心公子侄辈，都追求“举业”了。父亲在谢承佑六七岁那年“弱年中举”。中举也称“乡荐”。此后，父亲上了多少次京城，他不知道。大约谢承佑十三四岁那年，父亲又决定上京了，还要带他同行。从未离开家庭出过远门的谢承佑，一听大喜过望。

京城，是仕途绕不开的圣地。在郡南谢氏的家庭的记忆中，这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地方。最早的是明代天顺7（1463）年，养心公的堂侄谢鸾（字庸安）赴京参加会试，不幸遭遇试院失火而丧命。事后英宗皇帝追赐逝者举子为进士，在城外修了“天下英才之墓”。就这样，谢鸾成了潮州郡南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明成化丁未（1487）年养心公之孙，谢承佑的祖父谢湖入京会试，考中进士了，在京任大理寺评事。这是家中的大喜事，让家族完成了从“庶民”到“官宦”的嬗变。然而，正德2（1507）年，年近半百的谢湖刚刚升迁广西布政司参政，无端陷入土司岑猛结交太监刘谨制造的冤案，被“逮京考讯”。几经反复，虽获昭雪，但身心大伤。

谢良介这次进京，也许跟“举业”相关。他们父子在京城居住了半年，谢承佑很不习惯。“见势利烜赫輒怏怏不乐。谓其父曰，‘为士者将以行道而顾止于此耶？’父亲却笑而不答”，令人纳闷 （《和陶集》传）。

不难理解少年谢承佑对父亲的诘问。京城是权力中心，是“名利场”，也是“消金窝”。也许他目睹为谋取功名而引发的种种乱象，油然对人生道路产生了怀疑。

京城归来，谢承佑仍然在府学读书，但没有那么专心了。不久，他同隐于金山的林闲云（字怀春）走近了，慢慢地和这位大他6岁的府城名士成为知己，时而游山玩水，时而饮酒论诗。情之所至，写下了一首首的“和陶诗”。后来，他干脆离开大家庭，一个人搬到南浦先祖修静之所，过起自由自在的生活。

也许命运使然。在谢承佑年届20岁那年，父亲到京城参加会试，不幸病逝。这一年父亲才36岁，上有祖母、母亲，下有弟妹。家中长子的谢承佑，处于家庭困境之中。（《和陶集》游西湖和悲从弟仲德寄韵诸弟）。

父亲惨死仕途，完全粉碎了谢承后对“举业”的梦想。他不想再走这条路了。但是，首当其冲的是怎样维持家族的生活？

由于祖父的官司，父亲的会试，家业折腾得差不多了，生活时而难以为继。还有，养心公去世之后，宗族涣散了……他心乱如麻，只好逃避，同闲云浪迹江湖。一日，他们游于宝云山中，看到野鸭时而在沙滩觅食，时而下水畅游，悠然自得。油然想起自己的困境，父亲、祖父以及宗亲们在仕途上的挣扎，便对闲云说，“人生斯世，如轻尘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系，良可耻也。”（《和陶集》传）于是，他断然离开府学。因老母尚在，不能入山结盧，就在南浦设斋隐居。还曾买了两头毛驴和一只小船，和闲云一起，随心所欲，云游四方。

三

谢承佑的《和陶诗》和历代“和陶”者一样，“借陶潜的诗酒，浇心中之块垒”。他从小就在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中成长，期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价值。时逢乱世，家门不幸，让他选择了放弃“举业”。但是，儒家文化的烙印依然。打开《復初山人和淘集》，不难发现在平淡自然，超然淡泊的诗风中，这位年青的学子对避世隐居坚定不移，对“修身齐家”也执着依然，他的诗作特点鲜明。

其一，“恬淡清修，无慕于外”的志向坚定。

放弃“举业”的谢承佑，吃饭也成了人生的问题。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历来都是隐者的榜样。作为官二代的他，面对温饱无着，也从不屈服。

在《和怨诗楚调示厐主薄邓治中復诸弟》的序中，他讲到一件事。中秋节前，他和闲云聊天至中午，家童找到他说，“家中乏粮”，断炊了。他只好在闲云家蹭饭。这时，弟弟又来信，满纸怨言：“家中数时屡空”，“无一人念及”。他自嘲：我以这些世事“为累”，在安贫乐道的颜回看来，很可笑。我要学颜回，可是老母幼弟又不能“辟谷”，不能不吃饭呀？他和闲云商讨，无计可施，只好一笑了之。在诗中，谢承佑写了心中的纠结，但仍然表示对“归去南山中，肆意芸己田”的坚持，相信这种生活虽然艰苦，但能随心所欲，进入“生死不关心，荣辱任推迁”的境界，超然物外，自由自在。

在《和咏贫士七首》中，他从不同的视觉描摹隐居生活的闲淡随性，质朴天然，解答家人对他的疑虑，抒发对田园劳作的享受。在该诗的“序”中，他直接指出“老少盈室，而家无儋石之储，治生之方未见其策，”的现实问题。也强调自己“性质简抗，与人多忤”的本性难移，强调“饥寒虽切，而拂性所不愿也”。隐居是他唯一能接受的生活方式，为此，面对饥寒清苦，遭受误解，他都置之度外，以别样的生活体验，发现隐居中的清福。喜怒哀乐，有感而发，随时吟诵，写出了众多为同道认可的诗篇，留下“和陶”诗名。

其二，心怀孝义，关切宗族，虑深思远。

隐居中的谢承佑，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仍然心怀孝悌仁义。他不时怀念开基先祖倡导的“孝友起家，乐义好施”的家风，和昔日宗族盛况。他写了《阅世系示诸弟侄和命子十章》，从谢氏始祖申伯公创立谢姓开始，一直写到自己的父亲。这十首诗是慎终思远，也是讽喻时弊。诗中不是泛泛追忆族史，而是重点举证元未至顺3年谢南隐开基郡南谢氏以来，各位先祖的主要业绩。他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示诸弟侄”，让他们懂点族史，珍惜先祖创下的出基业。

他知道，高祖养心公在世时，家教严厉。“凡遇朔望，必罗列子孙于前，或访考古今，或推衍祖尚。其在内必尊其瞻视，其在外必正其衣冠”（《明故将士佐郎尚义谢公行状》）。可是，养心公去世之后，权威缺失，宗族涣散“礼教久废，甚至少长途遇，略不为礼”。于是，他用诗寄意，宣传族史，便于族人留存。而且还效仿先祖养心公，“与诸弟姪每朔望约会于南浦，教习四礼，或因事晓谕诸弟侄”（《和陶集》传）。

谢承佑对宗族的关切，完全不像避世的隐者，而是传承家规家风的卫道士。他对父亲命丧“举业”，多次赋诗悼念。在《和赠长沙公族祖四章赠远姪一钊》中，他借事述怀，直言不讳地痛斥族中当时乱象：“父子自私，谁肯发言。奔逐声利，岂顾壶山（潮汕谢氏先祖）”，认为“敬宗睦族”，是当时亲族头等大事，必须知行合一，以身垂范。

其三，践行“道学”，静修养性，诲人不倦。

谢承佑离开“举业”，并没有放弃自我修养。隐居，丰富了生活内容，让他有了别样的感悟。在他的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其独到见解。如在《和答庞参军六章示黄成》中，他提出“吾道能明，何用多书”，“苟有至德，不恨无鄰”，“私欲断绝，即此是宁”，“学不贵始，当慎有终”等观点，说明修德明道，不在于读书多少，而是要有始有终，自觉修德，断绝私欲。在《勉学示南浦诸生和勤农六章》中，他更突出实践的重要性。“欲造圣域，须实践履，言行由中，永为世轨”。

嘉靖庚子（1540）年，谢承佑读到了《王阳明传》，爱不释卷。边读边抄，直至深夜。感慨道：“先生之言，其濂洛之遗矣”。他的读书心得，是《庚子读传習录有感和读山海经十三首》。这组诗写出了他欣喜的心情；和从王阳明的人生经历得到启发，坚定放弃“举业”的信心；他立志隐居修身，知行合一，以致良知。

也许受到王阳明的启发，谢承佑崇尚隐逸，但拒绝孤独。他广交同道知音，切磋学问；开门课徒，传道解惑。虽然物质生活没有保障，温饱不易。但是这种另类的学习方式，远离举业，习道修身。或在南浦精舍讨论；或在江堵旷野体验，自由自在，时有心得，以诗言志，精神生活充实丰富。

他的学生卢彦说“吾夫子诗之所在，道之所在；道之所在，教之所在也”（《和陶集》序）。谢承佑的粉丝有诗友，可能更多的是道友。同道者视之为知音，朋友圈火了，不知不觉地扬名金陵。也正是金陵重刻的《復初山人和陶集》，让他25岁之前的诗作，成了他“走向”现代的遗作。

尽管我们无能知道谢承佑的壮年和晚年的生活。这部诗作已奠定他在明代文学上的地位。姚蓉、王天觉在《明代唱和诗集研究新思考》中认为，这本书“从一个道学家的视觉追和陶渊明诗，在整个和陶史上都别开生面，它的出现与明代理学思潮的大行其道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37期）。

笔者认为，谢承佑是500年前的潮州人，今天诗作传回故乡，也许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广泛的意义。本文对谢承佑及其《和陶集》的粗浅解读，以其蕴含的史实，加深了对郡南谢氏家族历史的认识 。相信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復初山人和陶集》也将会助力于明代潮州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