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与敦煌文化

□ 余克光

1980年秋天，饶宗颐教授首次亲临敦煌学的发源地兰州考古，在敦煌，参观石窟艺术及写经，这是他的学术情结，朝思暮想的地方，离开莫高窟前夕，写下著名《莫高窟题壁》诗：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表达了对敦煌文化的深厚敬意与热爱。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城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相传是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乐僔开始凿窟造像，历经隨唐以至元代，均有所修建。清光绪廿五年（1899年），一说光绪二十六年，5月25日，王道士（1849-1931），道号法真，原名王圆箓，湖北麻城人，所雇用的敦煌贫士杨某在清除敦煌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它与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大库、敦煌汉简一起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今尚存壁画和雕塑492窟，彩塑像2100余尊。作品反映我国从六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部分社会生活及历代造型艺术的发展情况，是中华艺术宝库，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

由于发现时值社会动荡，没得到保护，洞内先后被西方国家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探险队”盗窃、破坏，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散落于世界各地。逐渐众多国家学者开始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二十世纪30年代后期，是敦煌学创建时代，倾注了罗振玉、王国维、陈垣、王重民等一批敦煌学家的心血，80年代以后至今，国内敦煌研究、考古、海外藏品，陆续出版，已成显学。以往季羡林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陈寅恪也曾感叹敦煌研究为学术伤心史。然而现在已是学术氛围浓厚，硕果累累，取得显著地位。

饶宗颐教授在《我和敦煌学》中，详细介绍了他接触敦煌资料的缘遇。他指出：“所谓敦煌学，从狭义来说，本来是专指莫高窟的塑像、壁画与文书的研究，如果从广义来说，应该指敦煌地区的历史与文物的探究。敦煌研究应该推前，不单限于莫高窟的材料。” 他“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 。学术界赞誉他是“导夫先路” 的敦煌学大师。五十年代，他在法国巴黎阅读经卷，并利用英国所藏的敦煌卷资料，著《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1956年），1962年，第一人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又著《敦煌曲》（戴密微翻译成法文出版，1971年）《敦煌白画》（1978年）《敦煌书法丛刊》（1983-1986年29册）《敦煌琵琶谱》（1990年）《敦煌曲续论》（1996年），还有《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敦煌书画》（2006年）等敦煌专著。1980年10月2日，在中山大学学者曾宪通陪同下，第一次踏访莫高窟，作实地考察，他按照法国伯希和当年编号，选取最有代表性50多个洞窟，用二天入洞考证敦煌绘画的整体结构和特色及流变，摩挲记录，仔细琢磨，与1965年撰写著作《敦煌白画》作比对，得出敦煌壁画中不同年代的人物典故、动植物场景经常重复出现，可以辨别哪一种技法始于哪一个时代的哪位画师。饶教授在1983年，1987年，2000年多次参加敦煌学术会议，发表演讲，提交论文。任敦煌研究院名誉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授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2010年5月，他发起成立“香港敦煌之友” 基金会，同年8月，95岁高龄莅临莫高窟，出席“莫高余馥——饶宗颐敦煌书画艺术特展” 等活动，2016年6月，题写敦煌“饶宗颐楼” 冠名揭牌。先生共计为敦煌研究院捐款合计人民币二千多万元，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人才培养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87年，任半塘先生编著《敦煌歌辞总编》（全三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任半塘（1897-1991），生于江苏扬州，又名任二北，原名任中敏，我国著名词曲学家、戏曲学家、唐代音乐文艺研究的一代宗师，首批博士生导师。70年代，饶教授在新加坡，任老屡次贻书讨论敦煌曲子断代，1980年冬，饶公过维扬，在扬州师院与其会晤，趋候起居，结下深厚友谊。是书合敦煌歌辞总集与理论研究于一编，收入隨唐五代期间的歌辞1160首，并据150种敦煌写本加以考释汇校，被誉为敦煌歌辞最丰富的总集。对这么一部在当时学术界普遍公认为权威的著作，饶教授读到这部著作时，却大为震惊，言其中“单单《云谣集》三十首，竟花了307页来仔细讨论，用力实为至深，用心良苦，令人钦佩，可是任氏‘横生葛藤’，硬说法京又有第二本的《云谣集》，并强指罗振玉在《敦煌零拾》第二所校印的，是伦敦以外的另一本。同时指斥各家‘创立新说，反复推求。’任氏措辞愤慨激昂，指责罗书在《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下面双行自注‘出敦煌，今藏伦敦博物馆’一句是出于罗氏之笔误，但又引证该书罗跋与王国维跋作为立论的依据。” 《总编》中，任氏又提出“伴小娘”三字问题，以为伦敦原本只有“娘”字。饶教授指出：“右角痕迹可辨，而罗书“伴小娘”三字完全，必非出自伦敦本。其实，如果影本模糊，可以查勘原物，非常简单，而任氏凭他的推理，大骂各家皆在说谎，甚至竟说人伪造，制造出一段不可思议的公案。”

针对任半塘先生的论述，1988年，饶教授写下《〈云谣集〉一些问题的检讨》一文，（载于香港6月号《明报月刊》）。全文以一个史学家“求是、求真、求正” 的学术精神，以敦煌文物为依据，以事实论证，用大量外国所藏敦煌文书资料，斥正任老在《敦煌歌辞总编》一书中的错误论断，以正人耳目。

饶教授在《检讨》一文中还指出：“整理古文书是一桩极吃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把古代写本加以校录，辨认之困难，转写的差异，荆棘滋多。敦煌莫高窟所出的曲子词，若干年来曾经吸引许多人不惜抛却心力去探索钻研，付出了极大代价。” 文章最后，附带谈了文字过录，易于弄错的问题：“阅读敦煌写本，原物有时纸太旧，墨太灰暗，反不如影本之清晰；影本的缺点则每每因背面墨书现出的阴影而致误会。以《云谣集》而论，目前影印本能照原文大小印出者，只有法京一本，我曾取此本和伦敦本放大二倍与任书每首所录原文字形比勘，发觉任书所测之字多数失真，往往误添笔画，大抵为阴影所误，甚且有原本有而漏去一字者。” 饶教授举了任书中不少错字的例子。他说“校书如扫落叶，不能必其无误！任书欲保存原貌，而反失真，太可惜了﹗”

饶教授在谈及他治学研究敦煌文化时，说过一段很值得人们深思的话：“持论要正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这对后世学术是非常重要的。敦煌也是一个宝藏，我的很多学问在敦煌学方面。我于1956年做《老子想尔注》，后来很受法国人注意，引起法国汉学界的道教热。我很多想法都是在参照了甲骨文、敦煌写本、古代文献多样资料后综合得出来的，我认为必须把考古遗存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得其大，达到学问的一个通境。” 饶公的切身体会，实为中华学人不可多得的十分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1.饶宗颐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2.陈韩曦著：《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饶宗颐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