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与杜国庠（之一）

□ 孔令彬

一、留学东西洋

二十世纪初，潮汕地区开始已有不少人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方求学，更有一些人因缘际会走出国门，留学海外，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来自饶平浮滨镇大榕铺村的张竞生和澄海莲上镇兰苑村的杜国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张竞生和杜国庠是同龄人，二人均出生于晚清的1889年。张竞生2月8日出生于一个家道殷实的新加坡归侨家庭，家有三兄弟排行老三，父亲纳有一妾，又生二子，家里矛盾重重。杜国庠4月16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杜建珪是清末秀才，嫡母吴清慈，庶母也是生母陈秋菊，无兄弟姐妹，六岁时父亲去世，两位母亲精心抚养杜国庠长大读书。

张竞生和杜国庠出国留学的动因不一样，出国留学前的教育差别也极大。杜国庠出国留学前的教育比较简单，7岁至17岁一直在家乡的私塾读书。1905年，杜国庠闻知日俄战争，甚为激愤，写下策论一篇，此策论为正在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任教的清末举人吴贯因所赏识，遂拜吴贯因为师，后随吴氏入澄海县景韩书院就读。1906年，吴贯因赴日本留学，来信希望杜国庠也能早日去日本留学。1907年秋，杜国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和澄海同善祠的资助，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赴日留学生涯。张竞生17岁前也是在家乡的私塾和传统书院里就读，1906年初考入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秋即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第二期法文班（与陈铭枢同班，高陈济棠一届），1907年冬，受革命思想影响也因不满学校克扣伙食待遇等闹出风波被开除，年底曾前往新加坡寻求孙中山的支持。1908年秋入上海震旦学校继续学习法文，1909年秋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法文科继续学习。就读京师大学堂期间曾协助革命党人探视因刺杀满清摄政王而入狱的汪精卫。辛亥革命爆发，经汪精卫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以秘书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全过程。民国成立，中华民国政府临时稽勋局选派第一批公派留学生25人，张竞生位列第一选择了法国巴黎大学。10月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开启了自己的公派留学生涯。

就留学动机而言，杜国庠选择了大多数去日本留学学生选择的应用性极强的学科之一——政治经济科，而张竞生则如大部分去欧洲留学学生选择的那样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文学，后来又转向了哲学。东洋西洋，就留学生涯来说，张竞生的公派留学生活相对简单，而杜国庠由于没有语言功底，只能从打基础开始，过程曲折复杂艰辛。1915年夏，张竞生从巴黎大学文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接下来张竞生选择了离战争影响较小的里昂大学哲学系继续攻读学位。1919年夏，其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为题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是为潮汕民国以来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然而，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张竞生并未马上归国，而是又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欧洲各地游走，直到1920年秋接到来自家乡潮州的召唤才动身回国。1907年秋，杜国庠到日本最先就读的是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普通科，两年后早稻田大学普通科卒业，1910年7月，以学业优等生获得早稻田大学颁发的卒业证书，接着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3年正式入读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16年夏，杜国庠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并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按照广东国民政府的规定，从本学年起杜国庠转为了官费留学生，开始享受留学生津贴。1919年夏，杜国庠获得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士学位，8月即启程回国，入职北京大学，开启了人生新的历程。

在留学过程中，因为是中华民国稽勋局第一批外派官费留学生，待遇优厚，故而张竞生的生活毫无压力，他的留学生涯也是轻松愉悦的。张竞生所学之文学哪怕后来之哲学，因为热爱卢梭的缘故，兼之法国本身的浪漫文化气息以及欧洲的总体文化氛围，要之，张竞生的留学生涯是充满了理想和浪漫的色彩。自由自在是他这段人生的底色，包括拥有多个情人、随意地在欧洲各国漫游等，这在他晚年的回忆性散文集《浮生漫谈》《十年情场》都有记录。当然，在自由自在的同时，张竞生也适当参加一些留法人员的社交活动，如由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等人发起成立的华法教育会，张竞生也是主要参与人之一，由汪精卫任编辑的《旅欧杂志》上也不时出现张竞生的文章。1916年蔡元培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张竞生曾修书一封《上蔡元培先生并附呈教育部书》，强烈建议北京大学开设哲学专科，也为他后来任教北大埋下伏笔。

反观杜国庠的留学生涯，经费主要依靠家族资助，后面三年虽有广东政府的留学生津贴，稍稍宽裕，但比之张竞生的条件仍相差不少。所以除了生活尽量简朴外，还要想办法赚一些零花钱，比如给老师吴贯因创办或负责的刊物《宪政新志》《庸言》等杂志报纸撰写稿件等。清末民初，中国大陆到日本留学人数激增，除了学习科技文化方面的先进知识理念等，抱有革命思想者也数量众多。杜国庠因留学日本时间较早，且为人热心，干事踏实，曾连续担任第四、五、六届广东留日学生同乡会书记一职，1914年，更被推举为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中国留学生同窗会会长。1915年1月18日，杜国庠在陈家鼎的介绍下填表加入了当时的进步文学社团——南社。或许是受这种革命氛围的影响，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以后，杜国庠对于河上肇开设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十分感兴趣。在留学期间，杜国庠结识了许多前来留学的朋友，如郭沫若、李大钊、邓初民、李根源、林伯渠、高一涵、章士钊等，并参加了由李大钊等人组织成立的“神州学会”“丙辰学社”等。这些朋友，许多人与他保持了长久的友谊。

总而言之，出国留学完全改变了张竞生与杜国庠两人此后的人生轨迹，不仅性格上深受留学目的国的影响，二人此后的工作、人生信仰乃至朋友圈都打上了这段留学生活深深的烙印。

二、北大执教鞭

之前没有任何交集的张竞生与杜国庠二人，留学生活结束两年后，即上演了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相聚北大。张竞生与杜国庠获得留学文凭的时间在同一年——1919年，不过一为哲学博士，一为经济学士，而进入北大任教职时间亦有先有后，聘任职称也各不相同，张竞生获聘为哲学系教授，杜国庠则只是经济系、政治系的讲师。不过，作为一个偏僻小地方的潮汕，竟然有两人同时在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任教，也确实值得当地人骄傲了。

1919年夏，杜国庠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承蒙留学时认识的朋友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推荐进入北大，随即就住进了北河沿二道桥西三十三号的老师吴贯因家中。据1922年6月北京大学总务处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我们知道了杜国庠所担任的课程：在经济学系担任《工业政策及社会政策》课程，在政治学系担任《市政论》《工业政策及社会政策》《内外商业政策》等课程。在1925年6月北京大学总务处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上，杜国庠又成了法律系的讲师，担任的课程有《工业政策》《社会政策》《市政论》《商法商行为》《票据法》《海船法》等。除了北大，杜国庠还在北京法政专门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平民大学等高校兼课，担任《票据法》《海商法》《自治行政论》《政党论》等课程，并且还在老师吴贯因任处长的内务部编译处担任编辑一职。由此可看出杜国庠是一个根本闲不下来的人。1922年9月，李春涛由家乡来北京投奔老师吴贯因，住进了吴宅，李春涛去年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由于和杜国庠专业相同，志趣相投，二人很快就结为好友并搬出吴宅，租住在地安门内慈慧殿南月牙胡同十三号，户主为杜国庠。因为大门油漆成红色，他们便把它命名为“赭庐”，这里以后就成了他们接待朋友、学习研究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地方，国会议员胡鄂公、北大政治系主任周鳗生、早期共产党人谭平山、彭湃等都是“赭庐”的常客。另外，杜国庠还是中华经济学会、孤军社、北京教育会、中华学艺社、北京大学经济学会等社团的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反基督教同盟的主要负责人。总之，杜国庠在北京的工作总是忙碌和紧张的。

相比于杜国庠，张竞生则是两年之后的1921年10月，由校长蔡元培亲自引介进入北大哲学担任教授，之前的张竞生留学回国担任的是省立金山中学校校长一职。据北京大学总务处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张竞生入职后先是居住米市大街的青年会，1924年结婚以后则居住在前什刹海北河沿18号。张竞生在哲学系主要教授行为论、行为论史、伦理学、唯实派、孔德哲学研究等课程，在外国语学院和预科班兼任法文课程。在社会上，张竞生主要是在北京中法大学、中国平民大学、孔德学校兼职授课。在北大任教期间，或许是性格使然，也有留学法国所受的影响，张竞生社会活动一直都比较活跃。一开始他与李大钊走得比较近，不仅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4月还配合李大钊等一起发起非宗教运动，8月张竞生还当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主席。12月，北大为迎接爱因斯坦的来访，先期在学校举办高端论坛以营造气氛，张竞生主讲了《相对论与哲学》。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校庆大会上，张竞生又主讲了《现在和将来的行为论》。美国著名生育专家山格夫人来北大交流演讲，胡适任翻译，张竞生也是全程陪同，并在《晨报副刊》发表相关文章。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起了全国第一次关于“爱情定则”的大讨论。1924年，张竞生在学校发起成立“审美学社”“壮游团”等社团，指导并推动北大风俗调查会等各项工作，又出版了自己的专著《美的人生观》，其部分章节连载在《晨报副刊》。1925年，张竞生出版专著《美的社会组织法》，并全文连载在《京报副刊》。张竞生因为这两本书成为畅销书而声誉日隆，一时间成为北京大学的名教授，青年人的导师。1926年春节前后，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的一篇征集性史的启事，引来学校及社会上不小的争议，而4月底公开出版的《性史》第一集更成了他出走北大的主要原因。

比较张竞生在北大的活跃与高调，喜欢关注青年人话题，如理想、审美、浪漫、爱情与两性关系等，杜国庠的性格内敛，兼之所教授专业虽然实用，却并不是一般理想青年的聚焦所在，所以北大时期的杜国庠作为老师就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开始的两三年，杜国庠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编译上课的讲义方面。目前我们收集到的有《政党论》（1919北京大学铅印本）《工业政策及社会政策讲义》（1921年北京大学铅印本）《商法海船法讲义》（1923北京大学铅印本）《票据法讲义》（1923北京大学铅印本）《商法讲义（商行为篇）》（北京政法学院1923年铅印本），以及编译的《英国劳动组合法》（内务部编译处1920年）《市政论》（内务部编译处1921年）等共七种。大约1923年起，也就是杜国庠、李春涛二人搬入“赭庐”以后，杜国庠的研究转向是十分明显的，即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为重点，赭庐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杜国庠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经常讨论交流的平台。1924年1月21日，苏联共产党创始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缔造者列宁去世，杜国庠即与赭庐里的李春涛等编印了《列宁纪念册》，又与谭平山等创办《社会问题》杂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学说。1924年第2卷第2期《孤军》上发表了杜国庠、李春涛合作署名的文章《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虽然是应孤军社的邀请而写，但无疑也是他们平日里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在中国可能性问题的结果。接下来杜国庠自己独立思考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北京朝阳大学旬刊》1924年第13-14期，这篇文章又刊登在《北京大学社会季刊》等刊物上，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其后，杜国庠又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著作《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连载在《北京朝阳大学旬刊》1924年第1-3期。接着又著有《资本论之著者马克斯略传及其根本思想》（《北京朝阳大学旬刊》1924年第15-17期）《劳动阶级政党组织上之二种见解》（《现代评论》1925年第1卷第4期）等。或许是感觉到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1925年初，杜国庠与李春涛辞去北京的所有大学教职，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家乡潮汕的建设改造中。

杜国庠早张竞生两年入职北大，又先一年离开北大，算起来二人在北大共事的时间有三年多，然而就是这三年多时间里，作为老乡、又同为留学归国任教北大的二人，接触的却并不多。笔者能够找到的证据也仅是两人共同出席过一些聚会场合以及在一些北京大学教师联合署名发布的公开信函上一起签过名，它如北大广东同乡会组织的一些大型活动，二人多有同时参加，他们的文章也曾出现在《北大广东同乡会会刊》同一期上。另外，《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三期上也曾刊登过两人的文章。除此以外，笔者再也找不到二人曾经互动过的痕迹，哪怕加上李大钊、李春涛的因素。李大钊是杜国庠进入北大任教的介绍人，二人在日本留学时即相识，入职北大后，杜国庠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方面不仅感兴趣，也很用力，不知什么原因，与李大钊的关系却没有更进一步。反观张竞生，进入北大一开始接触较多的却是李大钊，他不仅马上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他自己回忆李大钊曾经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后来两人关系也逐渐疏远了，因为张竞生虽然留学欧洲，但他的思想主流是卢梭、孔德等，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李春涛与张竞生认识更是在杜国庠之前，1921年夏李春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第一份工作——省立金山中学教务主任，就是校长张竞生邀请的。不久后张竞生辞职去北大，李春涛还代理校长几个月。按说李春涛到北京找上张竞生也是正常的，结果却是在吴贯因宅与杜国庠一见如故，后来几年，李、杜二人志趣相投，合作研究社会主义与中国问题，这就和张竞生的学术理路距离越来越远了。归根结底，北大时期的两个同乡张竞生与杜国庠不交往，除了性格，学术兴趣不同也注定了二人不是一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