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师友 （之一）

□ 李英群

我是个写作人，曾在专业艺术团体当过创作员，专门写曲艺和剧本。业余，我则写些短小的散文随笔。我把这些散文随笔投给报刊，为我审阅、修改润色的编辑少说也有几十位，这些编辑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多是亦师亦友，他们都是甘为他人作嫁衣的专家，无私奉献着他们的才智，我对他们一直心存感激。

这些编辑师友，有的见过面，有的通过信，更多的是从未谋面，连姓甚名谁都一无所知、无从表示感谢。

我是1955年1月开始我的创作生涯的。第一篇稿子是小散文，投给《工农兵》文艺月刊。

这篇稿子在三月号的《工农兵》上发表了，负责修改、编发的编辑是夏浓老师。

我为何知道呢？因为我乡土改时，一些识字的翻身农民在工作队的帮助下，提起笔来歌颂新生活，在报刊上发表了。土改队的同志就帮助乡里成立一个文艺组，上级文化部门就经常有人下来辅导创作，我有时也去文艺组。有一次，《工农兵》杂志的主编艾黎老师到来，他对我说:你那篇文章是夏浓同志帮你修改的，他说你的字漂亮，书写也工整。

夏浓，这个名字我记住了。《工农兵》的办公地址在府城开元街，这年9月，我考进广东潮安高级中学，校址在府城，就想开学后争取去编辑部拜访夏浓老师，但《工农兵》却迁往汕头市去了。

此后，我在《工农兵》上发了几篇小说、散文，但无机会去汕头。与夏浓老师首次见面，是我第一篇稿子发表的20年后。那时， 他已调到梅县汉剧团任编剧，我也在潮州市潮剧团写戏，一次出差梅县，我初中同学李丰雄恰好在汉剧团任舞美设计，就陪我去拜访夏老师。

见面时由李丰雄作介绍，彼此的身份都是剧团编剧，很平常，也没客套话。但夏老师情绪不是很高，很平常地冲起工夫茶，说点写戏的事。我提及他是我的第一个编辑老师，他点了点头说:记得，你的稿子不是邮寄的，是你乡一位作者送来的。

语气很平淡、态度很平和。坐了一阵子，就告辞了。

不久，就听说他已移居香港了。

1986年，我们在香港又见面了。

这年秋天，汕头开通香港游，香港的友人邀我出去行一行。出发前，文友托我到香港时联系夏浓老师，他有一批杂志要送汕头，给了我电话和地址，我才知道夏老师在香港《华人》杂志社任职。

到达香港，接通电话，传来的是他极热情爽朗的声音，直呼我的名字也分外亲切，他说汕头的朋友已通知我来香港找他的事，还说明可乘哪路电车，出发前告诉他，他可到车站接!普通的话语，句句令人温暖。

约好时间，我与同行的妻子一道乘出租车，直达《华人》编辑部楼下，夏浓老师出现在大门口，手提一扎杂志，立即把我们夫妇接到近旁一家餐馆。

他气色很好，主动说及我给《工农兵》写稿的事，说我后来连续在那里发稿，他们把我作为重点作者培养。他说:可惜不久后，《工农兵》停刊了。他又问及我的近况，还让我有兴趣可给他们的杂志写稿。这次见面，与在梅县初会，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夏浓老师是我文学生涯的第一位接生婆，那篇幼稚的文章他是尽心作了删改和润色的，我一直心存感激。

我要感谢的第二位编辑师友是《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的编辑陈焕展兄，他的特点是极认真负责，关心作者，常常给作者亲笔回信，而不是通常那种通知采用与否的公文便笺。我从60年代至80年代，在那里发了许多小文章，因为他常会告诉我采用及发表日期，我有些自以为比较好的稿就直接寄他本人。

1960年我去林妈陂采访大革命时期赤卫队的英勇机智故事，有一篇叫《不知姓名的老姆》他决定发表，而我在文末只写了口述人:郑木声。他来信了解郑木声其人的政治面目，让我在某日某时报纸付印之前去信告诉他。我一看，回信已来不及，又不敢用单位电话办私人事，就专程跑到邮电局去挂号打长途电话告诉他：木声伯是老赤卫队员，贫农成份，接受采访是大队党支部安排的。他这才放心。这件事让我明白：文章千古事，白纸黑字，来不得半点马虎。

焕展兄是位知名作家，他的作品早已发在《人民日报》及《萌芽》等全国性杂志上，他当编辑绝不只是等米下锅，他以培养作者为己任。他心中有一批重点业余作者，是他关注的对象。当时，在潮安县，李前忠、黄德林以及我这些人，应该是他心中要帮助的对象。有一次，他要到潮安嫌水坑林场采访，就约了我们三人同行。我当时在中学教书，为了能同行，他特地选在星期天。采访回来，我们一起讨论，定下文章架构，合作此文。他让我先执笔试写。我熬夜写出，天一亮交给他之后，就回学校上课了。

不久，文章发出来了，不单题目改了，文章几乎全新重写。我细细品读，从题目《荒山拓林场》中，看到他重点在一个“拓”字，本意完全在写林场工人的精神，不像我停留在写景写成绩上。

受此启发，我重新回味那天受访的场长，写了一首不算短的诗：《山鹰——记一位林场场长》投给《羊城晚报》，在《花地》副刊上头条发表了，年终还获入选优秀作品评选。

没有焕展兄那个“拓”字，就没有我的《山鹰》。

焕展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