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师友 （之三）

□ 李英群

我是1956年开始向省里的报刊投稿的。那时，我从乡下到府城来读高中，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订了许多报刊，我对《南方日报》和《广东侨报》的文艺副刊上的文章很喜欢，就试着写一点自己的生活见闻投出去。

当时，学校里发生一件新事：潮州医院收到一位病人，急需输血，库存中没合适血型，就向紧挨着医院的我们学校求援。同学闻知，纷纷赶去医院献血。有一位血型合适的同学给病人献了血。一个多月后，病人出院，专门到学校来感谢献血者，提了一篮子鸡蛋来。见面时，献血同学见到的是一位脸色红润的少年，相见甚欢。

我如实记下这感人的一切，形成一篇近千字的短文《友谊》投给《南方日报》，在1956年12月3日发表了。这让我很受鼓舞。寒假回乡下老家，得知当时为解决我们村的农田一直为缺水所苦，政府全力兴修水利。从府城北关筑一引水渠直达我们揭阳农村，一道筑在田野上的引水渠，让清清韩江水可以自流灌田。一位村里侨居泰国的番客回来探亲，见此大为感动，眼含热泪说如果早有这条浮溪，他也不用远走南洋。我也为他所感动，写了一篇千字文《老华侨的赞辞》寄给《广东侨报》，被采用发表了。

1957年新创刊的《羊城晚报》的文艺副刊叫《花地》，办得真叫精彩，尤其是对文学青年的扶持关爱令人印象良深。我把自己读初中时，学校文艺演唱队到一水库工地去慰问，为农民的劳动热情感染下去参加劳动，又临时创作新节目演出而大受欢迎的往事，写成一篇叫《新节目》的小散文寄给《花地》，也被采用了。

这三篇小文写的都是我亲历亲见的小事。我一个高中生，没有进行艺术加工，也不懂什么艺术加工。省里这些大报的编辑老师一点没有嫌弃我的稚拙采用了。我明白他们意在培养新人，心中极为感激。此后就断断续续给这三家报纸投稿，至1965年的10年间，发了二十多篇小文章，但一直不知编辑老师是谁。

一个机缘使我不止知道了许多省里报刊的编辑老师，而且是直接听取他们的耳提面命。这就是1965年底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县文艺宣传队任专职创作员以后的机遇。

当时，中南局各省的每个县，都成立一支15人的文艺轻骑队，深入到工农兵中去以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15人都是一专多能，歌舞、小戏、曲艺是主要形式。每到一个演出点，都要求有唱当地演当地的节目， 这就需要大量的曲艺作品可供演出。加上当时各公社以至许多生产大队都有业余文宣队，也需要这类本子。于是，省文化厅常召集一些重点县的文宣队创作员到广州集中创作，我也多次应约赴广州。在那里，我接触到广东文艺界许多名人，其中好些就是报刊的编辑老师。我这里介绍两位对我帮助很大的编辑。

我们在广州创作的作品，被指导老师认可的，一般都推荐给演出单位演出和交给《农村文化室》发表。

《农村文化室》是省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曲艺杂志，跟我们这些作者联系的是编辑王伟轩老师，一位极朴素极风趣的广州人，他很容易交往，对我们青年人很热情，下班时请我们几位作品稍多的作者到他家做客，彼此嘻嘻哈哈。我记得当面向他表示感谢，还说以前投稿被采用却不知编辑是谁，无从表示谢意。他说：你错了，是编辑应该感谢你们，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你们的供稿，巧妇如何作炊?我请你们来坐来喝茶，就是表示感谢!说实在，每次读到一篇高质量来稿，我比自己写出来还开心!

我受感动了。创作会议结束，回到单位，我仍给他寄稿，有一首快板《石头村》，我用心经营，他在《农村文化室》上发表了，后来还被编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你说这是我的成绩，还是王老师的功劳？

给我的创作鼓励最大的是黄雨老师，他是澄海人，著名诗人。我有他签赠的古诗词集《听车楼集》，其诗风直追杜甫。认识他时，他是《广东文艺》的执行编辑，他来过潮州，我还陪他到枫溪去采访，我去广州，常与文友李国俊被他约到家中共餐。

1976年，全国举办一次曲艺调演。我的一首潮州方言女声弹唱《工地十姐妹》入选，演员们上北京我没同行，黄雨老师把我约到他家，他说《工地十姐妹》已决定近期在《广东文艺》上发表，并已入选他主编的《广东曲艺选》，并把一本未加封面的样书送我。我说这是潮州方言作品啊，行吗？

他说就是要这潮州方言，能用方言写得这么精彩很难得。

我知道，抗日战争时他流落香港，出版过潮州方言长诗，可惜我未读到。我告诉他，我真的喜欢方言写作，但郭光豹和雷铎多次劝我用普通话，我没听。

他说用外地人可读懂的方言，作品特色更鲜明，尤其写诗，更有韵味。

我深受鼓舞，就说起我对口语俗语的入迷，举例说“早田脚踏龙眼花，晚田脚踏龙眼皮”的农谚，他不禁拍案说：这不比“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精彩吗？！

记得那天这话题说了很多，他的意思是方言入文要提炼，又要保留原味，这需要下工夫。

我记住了，多年来都努力实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