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粿香 半生归途

蔡娴

异国超市的冷柜前，我指尖划过印着“糯米团子”的包装，忽然嗅到一缕若有若无的蕉叶香混着稻谷气息。这气味像一把钥匙，“咔嗒”一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潮州老宅天井下，竹蒸笼腾起的热雾里，外婆掀开盖子的瞬间，红桃粿特有的咸香扑面而来，混着木柴燃烧的焦香，在潮湿的空气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

这个糯米团子打开了我家乡的记忆，红桃粿是潮州人刻在骨血里的节令暗号。奶奶总说：“时节做时粿，时节吃时粿。”清明前后的朴籽粿带着青草的清新，端午的竹笋粿咬开是脆生生的山野气，而红桃粿，永远属于拜老爷后的吉时——桃形粿身染着胭脂红，粿印花纹里嵌着虾米与花生碎，指尖轻触时黏着薄薄的红曲粉，像姑娘家涂了胭脂的唇。

潮州人做粿，规矩比天大。糯米粉要掺三分之一的粘米粉，揉出来的面团才筋道；馅料里的香菇得用头茬冬菇，肉丁需是七分瘦三分肥的土猪肉；就连粿印，也得是太爷爷传下的樟木雕，凹槽里沉淀着三代人的手温。奶奶揉面时总念叨：“粿做得好，神明才肯收。”那时我总笑她迷信，如今才懂，这哪是讨好神明？分明是在用食物丈量与故土的距离。

时间倒退到二十年前，老宅的厨房是潮州时间的容器。清晨五点，我外婆已蹲在灶前生火，木柴“噼啪”声里，糯米粉在陶盆里渐渐苏醒。我踮脚偷捏粿角，被烫得直呵气，外婆便用布满皱纹的手裹住我的小手：“急什么？粿要慢慢炊，人要慢慢长。”妈妈则站在案板前填馅，瓷勺与陶碗相碰，叮叮当当像在敲一首童谣。

最难忘是离家前的夜晚。外婆连夜炊了三十个红桃粿，用蕉叶包好，交代我妈塞进我的行李箱。高铁发车时，我摸到粿身还带着灶台的余温，咬开一口，咸香的馅料混着红曲粉的微甜，在舌尖炸开一朵潮州的云。后来在异乡生病，裹着被子蜷缩在出租屋，忽然馋得发慌，翻出冰箱里冻得硬邦邦的红桃粿蒸了，却再不是那个味道——没有木柴火，没有蕉叶香，连粿印的花纹都模糊了。

我们潮州人吃粿，吃的是天时地利。冬至的鸭母捻甜糯，配着姜薯汤暖胃；闲暇时，无米粿蘸着辣椒酱配凤凰单枞，茶香混着粿香在舌尖打架；就连拜老爷后的红桃粿，也得等神明“尝”过，才能分给家人吃。老人常说：“粿是活的，春要鲜，夏要凉，秋要润，冬要暖。”那时我只当是老人家的唠叨，如今才明白，这是潮州人对自然的敬畏——食物是人与土地的契约，吃对了时令，才吃得安心。

在外读书时，我曾尝试复刻红桃粿时，我跑遍菜市场也买不到鼠壳草，只能用菠菜汁代替；没有樟木粿印，便用饼干模压出歪歪扭扭的花；最惨的是火候，电饭煲蒸出的粿身发黏，全无木柴火炊出的筋道。朋友笑我执着，我却想起蔡澜的话：“若有什么一生持续想念的菜色，赶得及，就应该设法学会。”是啊，逝者换不回，如果连菜也丢了，味觉以后就再也无处可泊岸。

去年清明，我终于带回一只樟木粿印。视频里，老人眯着眼教我怎么揉面：“水要慢慢加，像对待初恋那样小心。”如今我站在自己的厨房，木柴火“噼啪”声里，红桃粿在蒸笼里渐渐饱满。手机震动，是妈妈发来的消息：“你爸说，粿印的花纹和你奶奶当年的一样。”

咬开自己做的红桃粿，馅料还是咸香的，粿身却少了些红曲粉的醇厚。但没关系，我知道，这粿里藏着老人揉面时的温度，藏着妈妈填馅时的叮咛，藏着老宅天井下的木柴香。就像潮州人总说的：“粿会老，但做粿的手不会；人会走，但粿香会跟着。”

红桃粿从来不是一道菜，它是潮州的味觉脐带，是亲情的具象化，是游子与故土的暗号。无论我走多远，只要咬开一口粿，就能听见老宅的木门“吱呀”作响，就能看见外婆蹲在灶前炊粿的身影，就能闻到那缕混着木柴香、蕉叶香、红曲粉香的，潮州的味道。

前日收拾行李，发现箱底躺着外婆给的粿印，樟木纹路里已渗进红曲粉的痕迹。我轻轻擦拭，忽然明白：所谓乡愁，不过是想把一道家常菜反复练熟，随身携带，好让味觉永远有处可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