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岁了，平时多有联系的朋友，见我每周还有短文见报，就劝我写回忆录。“开什么玩笑，你让我写《我的苍白人生》么？”我回答。

他说：“苍白也是人生，写出来更有特色，你写，我负责出版！”语气坚决。

我想起不少老年人写过《八十自述》《九十述怀》甚至还有《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之类，挑出一生中精彩的段落，倒也可读。既然闲着，那我也来自我辉煌一次，记录我生命中许许多多的“第一”。

好，开始吧。

一，第一次榜上有名。五岁那年，我入学了。学校在主村的李氏宗祠，是所完小。一进学校，都是年长的学兄，那些六年级、很活跃的学兄让我有很大的压迫感，不敢乱动，不敢高声。老师（当时称先生）问我姓名，我报李英群，老师记下“李用坤”（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应该是我怯生生，声音低八度，英群被听成用坤了。）

那时学习成绩记分有两项：口试和笔试。老师提问叫的是用坤，其实听去就是英群，我一直没发现他错了。学期末计分，我一人被分成两份。放榜时，李英群在最后一名，还有李用坤在中游，三十几个中排在13名。父亲知道了，也没当回事。

二，第一次独立为家庭做贡献：上山割山草。13岁那年，读完5年级，父亲说无力供我上学了，让我回家务农。其实我家田园少，农忙之外也没什么农活是我能干的。但家中母亲养母猪，燃料常紧缺，就让我上山割草。我们村北三公里处就是大脊岭山，平时也常到山脚旱园中去。我挑了一担粪箕，带上镰刀，早早就出门。乡亲们上山割草都在岭后，那里山草丰茂。我一个初出茅庐13岁小孩，还未敢走十几里山岭路去，就在大脊岭余脉的金狮岭小山坡上割草。当然看草丛浓密的地方下镰。

前面有一株我们叫多尼的灌木野果树，周边是比较丰茂的山草未被人割过，见之大喜，上前就挥镰。突然，嗡嗡嗡窜出一群黄蜂，有两三只朝我脸就贴上来。黄蜂会刺人，有毒汁，乡下孩子都懂，我急忙逃跑，但脸颊开始有热痛感。我才知道那多尼四周山草丰茂的原因，是长辈乡亲知道那里有黄蜂窝，不敢去动。

我没立即回家，坚持割满两粪箕山草，脸上热辣辣。回到家，母亲立即发现我被蜂刺了，马上用米醋为我治疗。两天后才消肿，重新上山。此后，连续近三年时间，我天天到大脊岭四周割山草，成了一名能手。

三，第一次担任领导职务。1950年春，我们乡成为土改工作的试点单位。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和潮汕文工团。文工团住在我家对门约百米的一座宅子中。文工团的同志组织村里小孩教唱民谣，我是个活跃分子。工作队在村里成立农会和民兵组织，也成立儿童团（后改称少先队），我被任命为政委（当时是这样指定，也真叫政委，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职务名称）。团政委，这是我这一生中当过最高级别的职务。此后，我还当过各种带“长”字的官，都没有比“团政委”级别高。

四，第一次获奖。1951年，我重新入学去读完我的六年级高小。也许因失学三年对读书的渴望，也可能已年满15岁懂得有书读的可贵，学习认真，毕业时照例放榜，我荣登榜首。毕业典礼，校长点名让我上台领奖状，至今记得台上台下的掌声。

此后，我又得过许多奖，单位给的，县市一级给的，省里给的，几乎都是三等奖。我早年在高中时，就被批名利思想严重，得了三等奖，还硬说比一等还高二级，就是不认输。但说实话，我是明白一等或头名是最值得骄傲的。我一辈子干编剧，1987年评了个二级编剧职称，当年很稀有，光荣了好些年月。

五，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1954年底，完成初中学业，刚好教育部门把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我有半年赋闲在家。我的一位堂姑母会唱歌册，在当年土改队培养下，创作了一短篇歌册在《工农兵》月刊上发表。我放假在家，她约我一起去访问一位军属，她刚从部队探亲回来。我们听了她在部队受到热情接待的故事，就由我如实地把她的谈话写成一篇《探望儿子》的纪实散文，她一字未动说“好”，署上二人名字寄给《工农兵》，在1955年3月号杂志上发表了，得到几本样刊，还获得5万元（旧币）稿酬！

首次投稿就得以发表，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书中，感觉美妙极了！从此，开始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涯，至今七十年了，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