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令彬

五、抗战东西南

日本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伤害最重的国家，尤其九·一八之后，更是一步步蚕食，亡我之心不死。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有血性的中国人坚决不做亡国奴，于是全面抗战爆发。张竞生和杜国庠各自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抗日，在祖国的东南和西南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是无数潮人中的优秀代表。

杜国庠因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很早就关注和思考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其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包括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寻找救民救国真理的过程。1910年，杜国庠所写《东三省之危机一发》一文应该是他最早关于这方面的爱国思考。回国以后，无论是任职北大、金山中学，还是在上海从事地下文化宣传工作，杜国庠都利用自己的日文优势，一方面译介大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一方面撰写了多种介绍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和时政分析的评论文章和论著，如发表于《白华》杂志上的几篇文章《国际与日本的形势》《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矛盾》《日本三月十五日后的反动局面》等，独著《美俄会联合战日否》，与邓初民合著《日本与中国》一书等。

1937年6月，杜国庠从苏州江苏反省院被释放。一个月后，全面抗战爆发。8月，经郭沫若介绍，杜国庠参加了在嘉兴成立的第八集团军抗日战地服务队，钱亦石任队长，杜国庠任上校总务科长，不久即开赴上海浦东前线，出入枪林弹雨之中，随军开展慰问宣传活动。10月，队长钱亦石病重，杜国庠接任代理队长、队长一职，随战局变化带领战地服务队逐步撤离至浙江金华休整。1938年3月，杜国庠带领战地服务队抵达武汉，参与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的筹备工作，并出任第七处第一科科长。8月，杜国庠以代理第三厅厅长身份，率领三厅第一批撤退人员前往湖南衡山。后汇合大部队，经桂林撤往重庆，于年底抵达。第三厅在重庆的办公地点分城里和乡下两处，杜国庠负责赖家桥乡下办公地点的日常管理工作。工作之余，杜国庠不仅带领大家搭建了十余间房子用作居所，还亲自开辟一块空地种上蔬菜，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杜国庠菜园”。“今三厅所在地为三塘院子，杜老代余坐镇其间，俨如古之山长焉。”抗日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三厅在团结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抗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第三厅在抗日文化宣传和统一战线方面的巨大影响，且不为国民党当局所控，1940年10月，蒋介石下令取消第三厅编制。不过为挽留部分文化名人，又重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一机构，郭沫若任主任委员，阳翰笙等任副主任委员，杜国庠与茅盾、胡风等十人为专任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共产党的暗中领导下，经过努力团结了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扩大了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间，除了短暂被党派驻到香港工作以外，杜国庠大部分时间都在重庆赖家桥下的三塘院子。日常管理工作和政治活动之余，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精心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这一领域，在《新华日报》《群众》《大学》《中原》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尤其关于先秦诸子中墨子的研究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认可，郭沫若甚至打趣地称他为“墨者杜老”。1942年12月，杜国庠与侯外庐等一起发起成立“新史学会”，聚集了更多学者重新关注和探寻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规律这一大课题，或许《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部头著作的构想也起始于这一时期。这就是身处抗战大后方的学者们以学术报效国家的一种方式——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张竞生虽然留学法国，但是他对祖国积贫积弱的体验应该是深刻的，对近代以来日本人侵略中国问题上的认识也是深刻的。1925年12月10日，他在《京报副刊》所发表《救救东省》一文劈头就说：“现在日本增兵东三省以为实力干涉内政的准备了。这件重要的事情，凡属未死的国民，应该看作全国生死的关头。”并在结尾处大声疾呼：“好国民！有血性的国民！危险的时期到了，各人当做应该做的事，决心到东省去，与日本人决一胜负，使他们知我国尚有人。”1934年他又在《社会月报》第一期上发表《外患》一文，指出：“就现时我国大势说，外患比内乱为急切。……东三省与热河一入日本之手，不但山河变色，甚且我族人种有灭亡之虞。”结尾处，也是对于日人野心及军阀混战充满了担心和忧虑：“请看今日之东三省与热河，尚容我国军阀之互相抢杀争夺吗？”

1934年末，受陈济棠的邀请，张竞生回到广州出任广东实业督办一职，并担任《群声报》周日刊“军国民精神”专栏主编。这个栏目的设置显然是张竞生的主意，正像他说的：“军国民精神的重要不在战争，而在锻炼国民的体魄，提高勇强的精神。”[张竞生《前进调——智、仁、勇，三端合一》，《群声报》1935年1月13日。]具体到什么是“军国民精神”，针对一盘散沙、又少传统爱国教育的中国民众，他从古代优秀道德中拈出“智、仁、勇、侠”几个词语并加以具体阐释，希望能够唤醒和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在系列文章中，他谈到了军国民精神与学校教育、社会组织以及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甚至谈到了儿童、妇女如何培养这种军国民精神问题。从文中的举例不难看出，张竞生的这些观点明显是受古希腊时期斯巴达文化和近现代德国强国之路经验的影响，但所有文章却都聚焦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日本咄咄逼人、欲亡我华夏的狼子野心的现实问题。在文章中，张竞生强烈表达了对于无志气的士大夫、军阀、土劣们以及钻营的所谓新青年们的失望，把眼观转移到广大内地乡村。[1931至1933年，张竞生在家乡搞乡村建设，应该深有体会团结民众力量的重要性。]“若他们能从新的方向走，走到民间去，和人民工作，把人民的力量好好从生产及武装两方面组织起来，则后来的胜利必定操左券的。”“唯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知识阶级、人民，能够向生路的农村与内地去组织生产及防御的事业，才是复兴中国的路径。”[张竞生《中国半亡不亡论》，《群声报》1935年2月10日。]同时还提出了与日本人打“持久战”的观点，并专门取了一个名词叫“倒退的取胜法”：“将来与敌国真正战争时，势必退至西北。这种退法是极无可奈何，但也有极大利益的。因为退到内地去，敌人的战舰和飞机攻击不到，而我们得利用民众的力量——生产力和武力，缓缓反攻起来。”“只要有一班奋发有为的首领，认定方针，肯向内地倒退，后来定能反退为进，反守为攻。”[张竞生《中国半亡不亡论》，《群声报》1935年2月10日。]由于《群声报》发行仅仅局限于广州，且张竞生的这种危机意识和当时广东大兴土木搞经济建设的主流方向背道而驰，所以他的这些声音并没有引起太多人们的关注。不久，张竞生自己也受聘成为广东省政府经济建设委员会的成员，将主要精力用在主办《广东经济建设月刊》上面了。不过，在主编杂志期间，张竞生仍不时发表关于经济与时局关系的文章，如《救中国的两种经济政策》《我国持久战的经济条件》等，尤其后一篇文章发表于1938年初的《广东经济建设月刊》第七期，文中提出了积极方法六种，消极方法二种，并高屋建瓴地提出将国土划分为“牺牲带”和“建设带”的建设性建议。可惜那时的他人微言轻，又因不通俗务而被同事不断排挤，乃至丢掉了主编的位置。

大约1938年2、3月间，知道事不可为的张竞生，携带妻儿返回故乡饶平的大榕铺村。此后的十余年，张竞生一直居住在故乡的旧寨园，直至新中国成立。抗战期间，张竞生先是出任饶平民众抗敌委员会主席，后又担任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饶平县农业推广所主任。正如张竞生本人所预料到的日本人因兵力有限，只能占据一些大城市和交通枢纽，哪怕汕头、潮州陷落，他的故乡因位处山区并没有被日本人控制。期间，虽然远离中心，张竞生为抗战还是做了两个方面力所能及的工作：一是创办学校，二是发展苗圃事业。1939年初，张竞生在家乡创办维新学校，以“凡事人真多、苦心做、快做”为校训。发展苗圃时，张竞生发现更紧缺农业技术人才，于是亲任校长，创办了饶平县初级农业学校。张竞生不仅在自己的园子里精心培育苗圃，还走遍家乡的山山水水，如发现适宜种植茶叶的区块，便力主发展这种经济作物。又建言地方行政当局在沟渠旁的废地大力种植香蕉等农作物，以备战备荒等。虽然再无发出声音的阵地，但张竞生凡事亲力亲为，与农民融为一体，努力实践乡村建设，为一方百姓谋福利，赢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张博士”。

六、羊城度春秋

1949年9月30日，杜国庠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省政府委员人选中，杜国庠等三十人为省政府委员。11月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杜国庠出席了新成立的广东省人民政府成立典礼。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南军政委员会任命名单，杜国庠等七十一人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2月24日，广东省文教厅正式成立，杜国庠担任第一任厅长。此后的十余年间，杜国庠还担任过广东省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社会科学家联合会主席等职务。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杜国庠由于担任的行政职务较多，比之以前忙碌了十倍不止。

作为文教厅厅长，1952年开始的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是一件十分宏大的工程。虽然有苏联的“专才模式”可资借鉴，但在具体到新建、合并、撤销、改组、迁徙等过程中，仍需要大量的统筹协调工作，因为它牵涉到的不仅仅是物质、行政关系等的调配问题，更是大学、学院人才培养体系的体制性改革。1953年，杜国庠主持完成了广东省的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先行试点，率先完成，获得了较好的成效，成为全国其他省份学习借鉴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他还经常组织教师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他更珍惜人才，器重有识之士，认识和团结了许多学有专长的旧式知识分子。他作风深入，工作细致，谦虚随和，令人可亲可敬，他与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和朱师辙先生的故事经常为人们所乐道。

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他大力推进广东省的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发展，推动成立并主持了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家联合会等学术机构，创办了《理论与实践》杂志（后改为《学术研究》）。在十分繁忙的行政事务与社会活动之余，杜国庠仍然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如继续撰写完成了《红棉屋札存》中《九·譬喻》《十·有无、同异、与类》《十一·<墨经>的时空观》《十二·以某某还某某的校书法》《十三·“诗者，持也”——诗可陶冶性情的古说》，反复修订《中国思想通史》中自己负责的章节等。1959年，他将自己二十年来发表过的部分文章，编辑成书，取名《便桥集》。他在《编后记》中说：“一俟更好的钢骨水泥乃至全钢结构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惋惜地弃置或拉杂摧烧了它。”这充分表现了他谦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发展祖国文化事业的殷切期望。

在杜国庠日理万机行政事务繁忙之际的建国初期，张竞生也来到了这个他曾经几度居住过的城市——广州。1907年，他曾就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一年多，1934年9月至1938年初，他在广州主编报纸杂志，其间再次结婚成家生子。1950年4月，张竞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饶平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饶平县生产备荒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初，张竞生告别妻儿，前往在广州的南方大学第四部政治研究院报到并参加第二期的学习班[张培忠《张竞生传》中提到张竞生进入南方大学学习是时任广东省政府副主席方方的推荐。]。4月24日开学，学员129名，学员大部分是要求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起义军政人员，第四部政治研究院的主任正是时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的杜国庠。我想这应该是二人自1926年金中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可惜不清楚二人的这次见面是否有过交流。后面还有长达八个月左右的学习时间，杜国庠也多次为这批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课程，课堂上的发言讨论自然避免不了，但私下二人可否交流过？我们依然不得而知。其实二人在广州的缘分还不止这些。11月，张竞生从南方大学毕业，被派往广东省农林厅任技正。1953年8月，张竞生被刚成立的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聘为首批馆员，杜国庠即广东省文史馆建馆方案的筹备者和推动者，笔者认为张竞生调入文史馆，未必没有杜国庠的意思在里面。

张竞生在广东省文史馆的工作相对是比较清闲的，不需要坐班，工资待遇仅次于馆长、副馆长。归纳一下他在文史馆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写回忆录，一是回归自己的老本行进行哲学研究。文史馆中许多馆员阅历丰富，大都参加过民国时期某些行业或领域的早期活动，将他们的这些经历写出来既为保存文献，对于某个领域、某段历史的研究也不无借鉴意义。张竞生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他留存下来的回忆文章主要有《南北议和见闻录》《北大回忆》《中山先生关于“系统”的一番话》《丁未潮州黄冈革命》《京津保同盟会二三事》《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口头的两个指示》等等，这些文章有些发表在当时的内部刊物《文史资料》上，有些手稿保存在文史馆，自然也会遗失一些。至于张竞生的老本行哲学研究，我们在他留下来的读书笔记上了解到他也正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这一时期张竞生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哲学系统》《自然系统法》《记忆与意识》《什交通化论》等，全部是未曾发表的手稿，一些甚至是未完稿。张竞生还曾经与文史馆中的留法同学郑楷、叶法式、袁振英等成立了西洋文史研究组，却并未发现任何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反，张竞生私下写作的个人回忆录确是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1956年出版的《浮生漫谈》是由连载在《文汇报》副刊《新晚报》上59篇小文组成，计约7万字，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1957年，自传体散文集《十年情场》由新加坡夜灯报社出版，全书八章计4万字；1957年10月，散文集《爱的漩涡》由香港知识半月刊杂志社出版，全书九篇约5万字。在那个年代，这些文稿发表在海外，一是给张竞生带来了一笔不小的养家糊口的收入，二是这些文字几乎不受时代拘束，活泼大胆，受卢梭《忏悔录》影响明显，是不可多得的心灵史书写，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社会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接连不断，我们注意到，身处漩涡中心的杜国庠和张竞生都罕见地几乎没有受到多少冲击。1952年，广东在陶铸主持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地方主义运动，方方、古大存等许多潮汕人受牵连，而杜国庠则完全不受影响。张竞生在文史馆内部的反右运动中被内定为“中右”，也顺利过关。由于长期的积劳成疾，兼之生活上对自己要求严格，杜国庠因患胃癌于1961年1月12日在医院去世。杜国庠的追悼会规格很高，大家都被杜国庠一生的高尚革命情操所打动，整个五羊城自发参与悼念活动的群众达十万人之众。杜国庠的遗言是葬回故乡澄海，妻子与儿子、儿媳妇一家人也返回澄海工作。1961年10月，杜国庠墓修葺完工。杜国庠墓曾遭损坏，1985年重修。好巧不巧的一个事实，在杜国庠去世后的一两个月，不知什么原因，张竞生携带自己的两个小儿子（前面三个儿子仍留在广州读书），也返回了故乡饶平，被政府安排在黄冈镇华侨旅社。此后近十年，除了工作上的一些事情需要返回广州，张竞生基本上都是在家乡度过。1969年，张竞生被下放到饶平樟溪公社永乐大队厂铺村劳动，1970年6月18日夜于住所去世。1984年7月，广东省文史馆为张竞生重修了墓碑，还将他和第三任妻子黄冠南合葬在了一起。

至此，张竞生和杜国庠这两个一生中颇有缘分的潮汕文化名人，都可以安眠于故乡的山水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