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国钦

我在文明路鲁迅纪念馆久久地徘徊，静静地体味鲁迅的苦闷和愤然。这一天我本来是来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我想到期刊阅览室看一看架上2018年第6期的《四川文学》，上面发有我的一篇文章，《文人的心是柔软的》，我想先睹为快。但是，看到大钟楼，看到鲁迅纪念馆，我对内人说，我们先看看鲁迅纪念馆吧。

鲁迅纪念馆我以前来过。但是整修一新的纪念馆，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清楚。我想还是先看看吧。鲁迅的故居白云楼，我以前也是去过的，最早的一次还是1971年，12月，广州火车站那时也还是在白云路。

鲁迅来广州是1927年，1月18日。那时已经是大革命的尾声了，空气凝重、压抑。厦门大学那边估计也好不了，都是八两半斤差不多。

中山大学对鲁迅倒是相当礼遇，请他当文学系主任，还兼教务主任的职务。又安排他在中山大学最好的大钟楼居住。1927年，中山大学创校不久，校区还在文明路贡院一带，五山校区那是以后的事情啰。

鲁迅纪念馆的布置相当得体，简朴大方，能让人驻足。但是，我的思绪，和着节拍，依然飞到那个时代。

鲁迅也还是鲁迅，性格不改。他放下行囊不久，就应香港进步青年的邀请，到香港发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把锋芒对准愚民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统治者。

一个文化领袖、精神领袖，行之所至，总是能影响一个地方的文气和民气。鲁迅来到广州，也把革命文艺的种子撒播广州。

为了使广州青年能够有机会读到更多的革命文艺书籍和刊物，扩大未名社的书刊和《莽原》杂志在南方的影响，向青年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培育南方的文学新苗，他在中山四路芳草街44号二楼，租下了孙伏园去武汉后留下来的几间空房，办了一间书店，将当时流通不到广州的鲁迅作品，以及未名社的各种书刊，托经营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从上海邮寄到这里来出售。因为这些书刊大多为北新书局所出版，所以书店取名一脉相承，曰：北新书屋。

3月25日，北新书屋开业。

我没赶上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也没赶上鲁迅先生的耳命面提。但我也听到了前辈陈国凯的教示。1991年，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小说家陈国凯，在全国省级作家协会，率先举办文学讲习所。八九月间，他在中山四路和文德路交界的妙奇香，请我们吃过几餐饭。席间，陈国凯感慨，20年代，鲁迅先生在广州，就常常和文学青年来妙奇香喝茶、吃饭，今天，我也请你们到妙奇香吃饭，这是鲁迅先生以前常常到来的地方。陈国凯感慨的背后，有希望，有期望。他希望自己像鲁迅先生一样，有抱负、有担当，也期望我们像鲁迅先生一样，有作为、有理想。

但是，对于广州，鲁迅是抱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离开。这时，革命策源地的天空，像别处一样，已经红中夹白，且也开始弥漫着阴霾。对于角落里阴暗中的这些蝇营狗苟的苟且之事，苟且之徒，鲁迅先知先觉，目光如炬，他在中山大学刊物《政治训育》上，发表了《黄花节的杂感》，疾呼革命尚未成功，提醒人们警惕坏势力的破坏。3月29日，黄花节的当天，他过江到岭南大学演讲，再次呐喊革命尚未成功，要提防那些折革命花、食革命果的人。3月29日下午，他毅然离开大钟楼，搬到了白云路白云楼，避开了那些他不屑于看到和碰到的“学者”和“鼠辈”。

然而，情况依然急转直下。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害，鲁迅忧心如焚，倍感沉重。4月8日，鲁迅到黄埔军校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他敏锐犀利地指出，首先要有革命的人，他们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的文学。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民族没有希望；大革命时代，文学暂归沉寂；革命成功后，也有文学，或者是对新的讴歌，或者是对旧的挽歌。他向军校的学生，表达当文学遇到革命时，自己的反思和疑问：如果从实力、霸权的角度比较看，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有实力的人，依然压迫、虐待、杀戮。文学对于战争和战士，益处不大，或许可以有趣，但最后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向学生军表达了他对广州的思考：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

4月10日，北伐军攻占上海、南京，广州在热烈地庆祝。这个时候，清醒、彻悟者如鲁迅，奋笔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希望给革命的人们，增加一点明了危机的意识。

果然，4月15日，广州也像上海“四一二”一样，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大屠杀。鲁迅的学生毕磊，也被当局逮捕了。鲁迅获知，积极奔走，极力营救，无果。他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谢绝了所有的挽留，以示对血腥暴行的强烈抗议。

此后，鲁迅蛰居白云楼，连续写下了《怎样写（夜记之一）》《可恶罪》《小杂感》《扣丝杂感》《谈“激烈”》《略谈香港》等投枪杂文。

9月27日，在广州度过了8个月零9天的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登上了“山东”轮，离开了广州。

离开了中山大学，离开了这座曾经令他充满着希望、期望而到来的广州以后，从此，鲁迅再也没有踏足教育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