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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读书是为可能的机遇做准备

发布日期 : 2025-04-02 11:39:14 文章来源 :

读书是为可能的机遇做准备

□ 陈平原

2019年6月18日晚上，我在广东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演讲，题为《新文化运动的正面、侧面与背面》，讲座前，举行了“陈北国际交流奖学金”颁奖仪式。我的致辞题为《教育的责任与魅力》，刊2019年6月20日《潮州日报》，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们家三代教书，深知教育是最好的‘投资’。当老师的都明白，所谓‘教育投资’的巨大回报，主要不是金钱，而是知识、教养与人格。家人如此，家乡也不例外。潮州并不富裕，韩师也不完美，但潮人重视教育这一传统，在这一方水土上可谓根深蒂固。具体到个人，我相信两句大白话：一是‘为善最乐’；二是‘做好事不嫌小’。”

所谓“三代教书”，涉及我那从未谋面的祖父。关于祖父陈木真（字作藩）的故事，都是听父亲陈北（1925—1991）讲述的。以下父亲的口述文字，见《未完成的“家族史”》，《钟山》1998年第1期。祖父在潮安铁铺的笔山小学（即聚奎小学）毕业，那年头能念完完全小学，已经很不简单了，是乡间不可多得的“大秀才”。读书人，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天生倾向于左派。在1927年的大革命风潮中，祖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红派农会。失败后，遭追捕，躲在家里的阁楼上。风声稍减，在家乡教了一学期书。仍然感觉不安全，也闯南洋去了，负责主管曾祖父在呵叻开的分店。读书人，不会做生意，祖父只是名义上的主管，具体事务自有别人代劳。用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少东家”。曾祖父在南洋病逝，此后家道一落千丈。祖父不善经营，加上读书人讲“孝”，讲“礼”，故拍卖店铺，千里迢迢，护送曾祖父灵柩“回唐山”。那时的习惯，有身份的人死了，讲究的并非马上入土，而是先将棺材置于村边的小屋，经常油漆，过一段时间，再择吉日良辰下葬。大概是忧伤过度，加上劳累，过了一年，祖父也不幸去世了。那年，父亲才八岁，家里“凄凄惨惨戚戚”的情境，可想而知。

曾祖父到底那年去世、祖父何时回乡，父亲没有细说。根据父亲口述推算，祖父去世的时间，大概是1932年。不管怎么说，祖父曾在家乡教过一学期书，这事对我很重要。因为，祖父教小学，父亲教中专，我教大学，我们一家三代都是“教书先生”。

凡教书的人，大都相信“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所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这话各地都流传，但最信的当属潮汕人。父亲在潮州金山中学念到了高二，因生活逼迫，到台湾某报馆谋生，日后招来无穷烦恼乃至苦难。对于当初的中断学业，父亲晚年时常叹惜。

1969年我初中毕业，因父亲被审查没能继续念书，回原籍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插队务农。半年后，承蒙父老乡亲照顾，让我当村里的民办教师，那年我16岁。一年半后，父亲解放，发还被扣的工资，马上支持我放弃教职，到潮安县磷溪中学补念了两年高中。同龄人中，像我这样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博士，一步不差走过来的，不是很多。那时根本没料到日后还能上大学、当教授。只要有读书的机会，我就紧紧抓住，至于有没有用，先不管。就这么个简单的想法。当初被很多人嘲笑，因民办教师这工作挺好的，你放弃了，跑去念高中，毕业后照样还得回来扛锄头。我曾总结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七七级”，其共同特点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没有完全放弃读书。

2019年10月，新华社制作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节目”，采用视频加文字，十年选一人，讲述其青年时代。毫无疑问，最难讲的是1969—1979这十年。这活，就落到我头上。制作方再三斟酌，希望借恢复高考以及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高考作文，回避尴尬的局面。节目组希望我不谈文革，不谈下乡，就说从小立志好好读书，还站在韩江边上发誓，一定奋发图强。我说那未免太假了，因读者马上反问：既然你那么喜欢读书，为何中断学业，跑到乡下呆了好几年？最后达成妥协，各退一步，可以谈下乡，但不谈文革。那就是新华社2019年10月14日推送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节目”之《那年高考日》，文章的正标题是《“在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我就坚持了一件事”》。其中有这么两段，值得引用：

阅读，是我的一种本能。我不能够想象，将来会有一天，能有那样的机会，能有那样的舞台。我相信我的很多同代人都是这样的，当初并不能意识到，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能走到哪一步，时代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是出乎我们想象的。